一个地方有水便有了灵气，洒渔因有洒渔河流过，也便有了洒渔烟柳，洒渔因此名声大振。清光绪五年（1789年）己卯科进士谢文翘有五言律诗写洒渔烟柳之景：“河干烟树幂，历落钓人居；泛鸭群波暖，栖鸦晚照余；绿堤黄袅娜，夹岸绿扶疏；更卜丰年兆，长条喜贯鱼”。
洒渔河是昭通人的母亲河，是金沙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邑绅蒋应澎《洒渔河流源考》：“水之为物，有于人有关系者，有于人无关系者。洒渔河水关系于人大矣哉。河在城西四十里，发源于昭通、鲁甸、永善三县交界之铁厂，其水不大，迳行五十里入鲁甸石龙河，又东行三十里入昭鲁交界之岔河，水势渐大。自此西汇桂花河、头道沟河、旧屋基河、瓜寨河、布粗河、渠米河、居乐河，南汇拖棹河、北岩河、鱼洞河、青水沟、老寨冲诸水，不择细流，其澜可观。行七里而入洒渔河，复行三里许，西有公鸡冲河水入焉；十二里许，东有高鲁河入焉。水势较大，顺行十里有白鹤树河，再十里有冷水河，二水合并，流经小堡子，纳青冈岭、金钟山、大坪子诸水，至高桥出大关。此该河之大要也。两岸田亩赖以灌溉者，盖不知其几千万顷，关系之大如此。窃愿有心水利者随时查考情形，培修保护勿为其害所乘，而长享其利也可。”《昭通旧志》言：“在城西三十里上洒渔河。田亩数千，箐水不足灌溉，农民挖塘蓄水，四周栽柳数百株，春日登山眺望，柳绿蔽野，掩映山林，宛如天然图画，为昭阳八景之一。”
一地之柳能泛烟，非一朝一夕之事。从《洒渔河流源考》和《昭通旧志》中我们不难看出洒渔烟柳景观的形成绝非偶然。天时、地利、人和皆备，方能形成如此美妙的景观。洒渔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地广人稠，就是现在洒渔坝子仍然是昭通人烟最稠密的地方之一。从洒渔河一带出土的历史文物上我们可得到佐证。皮匠地出土的“双鱼铜铣”，为汉建初八年朱提所造；柜子洞出土的“乌铜汉铣”，为汉永建五年所造；还有“建盉朱提银”。“南夷长史铜印”等，都足以说明洒渔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洒渔在东晋即称撒由骨，后来才改称洒渔，彝语意为美丽富饶的地方。在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居住成千上万的人民是自然之事。
洒渔田亩数千，箐水不足，灌溉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大事，一条河流如何趋利避害，关键就再于如何注重水土保持。柳树在洒渔这地方很适宜生长，植柳护河也成为必然。于是两岸人民沿河堤广种柳树以护河堤，洒渔河流域受其恩泽之民成千上万。他们在享受洒渔河给人们带来灌溉之后丰收喜悦的同时也造就了洒渔烟柳这道美丽景观。沿河两岸长成排排绿柳，每到盛夏，那丝丝柳絮，从河堤飘摇下河中，与水相辉映一体，“烟霞染水观鱼跃，柳絮惜阴听蝉鸣”是当时很具体的写照。清晨登高远眺，那笼笼雾罩，将柳拂盖，偶然高枝露出，雾中透绿，这便是“烟柳”的真实显露。当阳光喷薄而出时，烟柳的头上已盖上了淡红的雾冠，形成一道百年难逢的壮丽景观。当然，这些景观不是同时出现，在几十里的河堤上，是因地形和气候的不同而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段。据考证，上洒渔的苏家院河堤、乐居寨河堤、下洒渔的绿荫塘河堤、邀集块河堤、贤乐湾河堤、弓背河河堤等均出现过烟柳的景观。
清朝光绪年间洒渔之柳能生烟，说明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时间里洒渔河沿岸的人民已经广植柳树。这是一个很容易推断的结论。两百多年前洒渔之柳能生烟，为何现在洒渔烟柳难再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洒渔河已经被严重污染，河堤两岸柳树大多孤零零地守候在那里，偶尔会有一两段地方柳树稍多一点，但有很多柳树要么被人用火烧其杆、要么被刀剥其皮、要么光秃柳根儿呆兀在那儿。很多地方，人们为了多种那么一点地差不多把庄稼种到河堤上，那还容得柳树落脚。尽管现在洒渔成了昭通的苹果之乡，如果再配上洒渔烟柳的景观和渔洞景区皆不美哉。再不保护洒渔河，不仅不能再现洒渔烟柳之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将负出惨痛的代价，在中国洪水给我们的教训难道还少吗？真希望政府号召在洒渔多开展广植柳树的活动。现在我们即使还不能重现洒渔烟柳之景，不远的将来我们植的洒渔之柳定泛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