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不是家里没有菜，只是没胃口。说起胃口来，我有时甚至怀疑自己肚子里是不是没有胃器官，因为自打从娘胎里出来我就发现自个的饭量比同龄人要小，几乎每顿只吃一小碗。当然，怀疑只是怀疑，没有科学依据，要是真没有胃，我还算人还能活到今天么？
在围着饭桌坐成一圈的亲人们莫名其妙的眼光中，我瞒天过海的说了一个表面听起来很合理的谎言，打开楼门，独自离家出走。我给天天出门在外都惦记着它的自行车放了一次假，在征得双脚默许同意的情况下，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行走在一条寂静，宽广，没有一丝灯火的马路上。今晚头顶上的月儿非比寻常的亮，如盘子一样圆。金黄柔美的月光沐浴着整个神州大地，似乎在与赏月的中华儿女调情。可怜我这个正宗的炎黄子孙，在这么浪漫的醉景之下，竟不敢举头邀明月——不是怕天狗，不是怕吴刚，而是怕月老对我失望过度不停地摇头。
说到月老，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思念。本来我没有让它扩散蔓延的打算，可人就是这个样，心里越不想如何实际却偏偏硬要如此。于是我这个凡人便越发越想念起一个人，一个曾经能让我哭让我笑让我满怀牵挂的她——阳光。
掐指头算，跟她分别至今已有十四个月了。在这一年零两月的日子里，我没给她写过一封信，没打过一个电话，有时就算在网上碰见也只有几句冷漠的问候。依然记得跟她分别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俩肩并肩漫步在这条已成历史的行迹上，默默无言从一端走到另一端的尽头。走了很远很远的距离，只可惜鞋底太硬，没有出现破鞋的情景。
此时一边走我的心一边开始惭愧、内疚起来，读了这么多年书，今天我终于深刻理解到，原来十指连心的指不单单指手指，脚指头也同样有效果。不知是不是《西游记》里的“情痴”猪八戒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拿起躲在口袋里打胡噜的手机，一指一指按键给她打电话。
扑通，扑通，我听见心脏翻江倒海如骏马奔腾的声音。电话接通，没等我张嘴，对方便呼啸传来一句比大象腿还要粗，差点震溃我幼小耳膜的男高音：“喂！找谁！？”
我条件反射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的一声翻下手机盖，诚惶诚恐的想，难道？莫非？也许？大概？可能刚才那恐龙般的恐叫出自于与她有关联的某个男士朋友的声带上？苍天啊！用雷劈死我吧！我接受不了！我头皮发麻难以置信的再次打开手机，这一看不要紧，差点我就做起原地跳跃运动来。不好意思，出了个小意外，由于刚才我太激动，按错了号码最后一位数。我极度汗颜了一会，深吸一口气之后，用秒速飞快按键，电话再次接通。这回是她，如假包换。
我说：“在哪？”
她说：“外地。”
我说：“怎么过节也不回来，不想家了？”
她说：“想回来回不了。”随即问：“有事吗？”
我保持镇定，说：“没事，没什么。以为你在家里，想叫你出来聊聊天，散散步，四处走走。”说完这话，我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喜欢编故事的脑袋马上又编造出一个更经典的谎言，望着四周黑漆隆冬的空气撒谎：“可惜了，身边有好多朋友在等你呢！”
她“哦”了一句，然后抱歉：“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啦！”
听了这句话，我的良心开始为自己那些善意的谎言感到羞愧，断断续续语无伦次了几句，就挂断电话关掉机。咋样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呢？打个比方，如果这手机不是悄悄从姐姐包里“拿”出来而是我自己的，八九不离十我会把它当成定时炸弹，能扔多远就多远。
从简练的谈话中得知她现在已找到一位可以让她哭让她笑的人了，遗憾的是那人不是我，永远永远不会再是我。我将头重脚轻的身子飘到一条河边，凝视着河面上的河水发了一会呆后，不管水干不干净愿不愿意，伸出双手去抚摩、调戏。偶尔一阵风吹来刺激双眼，眼里冒出酸涩的泪花，好痛好痛。泪花模糊了视线，我却不忍心去擦。龙王爷，如果此时此刻您派个人鱼公主突然浮出水面出现在我面前那该有多好？我敢打包票自己一定不会被吓死，我会不顾一切冲上前抱住她，然后拼命对她喊：“什么也别说，让我一次哭个痛快哭个够！”
开学一个多月了，在这三十多天里每天除了应付生活中的琐事烦事俗事之外，我把心思全放在忙校文学社上的事去了。关于这点我是自豪的。虽然稍微有一丁点不务正业的味道，但比起那些天天把“校园爱情”挂在嘴边，围着漂亮女生团团转的恶心“蟀”哥哥们来，我倍感光彩。
前阵子头疼的好厉害，实在受不了，才强迫自己去看医生。医生像模像样一诊断，很是兴奋，眼巴巴望着我语气深长地说：“年轻人，学习太猛太累啦，神经性头痛！”我一听半喜半忧，喜的是被人夸，忧的是被人错夸。试问当今天下读书人，有多少英雄豪杰读书能读成神经性头痛的呢？更何况是我了！坦白说，真正让我头疼的问题是高考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能干什么？以后的路怎么走？
前几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笑着温和的问我是不是对高考没有信心？
我不想欺骗我尊敬的人，尤其是老师，结果胆大包天地点头说是。
老师说：“我看你越来越没心思读书了，高三了，都是文学社‘影响’了你！”
我说：“也不全是。这三年我在文学社，学到了不少东西。”
老师说：“后悔吗？”
我说：“自己选的路，没什么后不后悔。无论未来如何，我都会坦然面对。”
老师说：“你将来想干什么？”
我说：“我无法预知将来，不过我想考公务员或者当杂志社编辑。”
老师说：“知道吗，参加这些工作至少要本科学历。好好想清楚，读大学是最好出路。”
我说：“谢谢老师，我有分寸。”
……
我抱着如白云飘飘的分寸感离开老师办公室。第二天，其他几位科任教师纷纷用实际行动声援班主任，陆续对我进行召见。老师们学富五车，说起大道理来如滔滔江水连绵不决，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幸好万变不离其宗，大意都基本雷同，苦口婆心教导我目光要长远，就算我一个人创办起了校文学社，把文学社搞的如何出色，主编了多少本书，如果没考上大学其它都等于零之类。
我承认文学社社长、校刊主编，这两顶帽子对我专心学习产生了不小影响。刚开学，我就对社里职务大大小小，年龄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都有的干部讲（高三只剩我一个），我要退下来。兄弟们一听，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