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与邻家的女孩闹翻了，我就赖在路上不让女孩过去。女孩急了：好狗不拦路！我一时语塞，情急中迸出一句：我是你爹（爷爷）。女孩斜我一眼：大爹才是爹！我无言以对：是呀，我总不能和大爹平起平坐呀。无赖的我只好灰溜溜地爬起来，乖乖地为女孩让路。
大爹名子焕，就是现在，我还是不能明白这名字的含意，只觉得这名字很深奥，非一般人所能有。然而大爹也确非普通人，70多岁了，一点也不发福，很精干的样子，白白的胡须三四寸长，飘飘的像老仙。更不普通的还不是他的形象，而是他的身份——他是地主。这就注定了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当然对象。然而他却躲过了这一劫，这得益于他的当过新四军指导员、后来又牺牲了的小儿子和在解放军里当上尉的女儿。于是大爹的身份就成了地主兼烈属兼军属，成了党的统战对象，最辉煌的时候还当上了县人大代表。
当了代表的大爹很关心时事，在那个钱比命还重要的年代，他居然自己掏钱订了党报。大爹的视力不好，就“聘请”我当了他的读报员。大爹听报有自己的程序：先是通听标题，然后再细听他认为重要的内容，最后做简单的点评。当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时，大爹摇摇头：乖乖，林彪跑到总理前头了！我那年上小学，读起报来疙疙瘩瘩的，碰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或者混过去——这就相对提高了我的应变能力和说慌话的能力——大爹也不急，只是笑笑，还说我读报有功，就常常地拿些花生蚕豆什么的奖赏我，我就越发的有劲了。
大爹有三间房，他和大奶自住两间，留一间免费供邻居们使用。夏天，这里成了纳凉的好地方，左邻右舍不分男女来这里集中，摇巴掌叶的，纳鞋底的，甩扑克的，东家长西家短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大爹右手摇着麦根草编成的扇子，左手捧着铜制的水烟袋沽沽地吸，微笑着听，但从不插言。这间屋也是孩子们的天堂，少年时候的许多游戏都在这里上演，有点点汪汪，老鼠烧香；好大月亮好卖狗，卖个铜钱打烧酒，问你个王大奶奶要买哪条狗，等等。正月初七是人的生日，我们在这里荡秋千：将粗粗的麻绳绕过屋梁，麻绳的两端栓上棒槌，人就坐在棒槌上荡过来，悠过去，荡的越高，本事越大。荡到精彩处，大爹和我们一起喝彩。我最喜欢在桌子底下开“汽车”，手握空气牌“方向盘”，嘴里嘀嘀的叫。大爹看我认真的样子也乐了，拍了拍桌面，夸道：你这车开得真“稳”！无论我们怎么“混”，大爹从不生气。正因为这样，大爹在孩子们的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只能敬之，不能比之。
我家和大爹是同族，又住对门，所以就更亲一层。我姐弟五人，姐在外地上学，全靠父亲挣工分度日。大爹常接济我家，对我家是有求必应。虽然大爹也是靠子女供养，但只要邻居有难，他总是尽力相助。邻居们提到大爹没有不尊敬的。
文革的前一年，大爹的子女都回来了，那是大爹最开心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大爹的子女都和他断了书信，就更不回来看望了。大爹大奶相依为命。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子女批判父母是家常便饭。有一天大爹去参加地主的批斗会，一个女孩在批判自己的地主父亲，父亲没批倒，女孩自己竟哭了起来。回到家，大爹连声叹道，孩子们还是不回来的好呀！
1968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大爹因胃部急病突然走了！那年正是文革高潮，他的子女一个都没回来。邻居们全体出动，为大爹安排后事。出殡的那天，雪停了，太阳暖暖的，我们举着花圈，送葬的队伍好长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