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都会变得谨小慎微，尤其印尼这个出现过激烈排华的国家。在未来前，各类传说已在脑海留下烙印，所以，一踏上这片国土，那份疑虑可想而知。
下飞机过关时，猛一看到印尼人，心里立刻起了波澜。个子偏矮，精瘦，肤色介于黄种和黑种人之间，浓眉深目，鼻梁高挺。递上护照，被他们审视，惶惑之感油然而升，而明明，他们是温和而亲切笑着的。从传输带上领过托运的行礼，突然被冲上来的一位印尼小伙抢了手推车，惊骇之余，同去的朋友说，没事，让他推，他需要挣小费。偏偏，那人把行礼推到安检处，要我打开皮箱。我不知会不会遇到麻烦，而那时，只完全听任他们摆布。那位坐在办公室像一位科长模样有些帅的男子彬彬有礼地掀开我的皮箱，东抓西摸一把，抓出一只苹果。那是中国合肥的苹果，因为来不及吃掉，和我一起跨出国门。突然讨好地把苹果朝“科长”手里塞，也不知这点微薄之礼会不会使之生怒。他笑得异常温柔，摆手不要，合上箱子，示意OK，可以走人了。长出一口气。那位帮着推车的小伙却仍旧不松手，执意要送到门口。与我合作的朋友早候在出口处，二话没说，给了推车小伙1万元印尼盾小费。平常5000盾可打发，但此刻要多付一倍，那5000盾，小伙要孝敬给“科长”的，安检，不能白白的安检。朋友解释说，印尼是个流行要小费的国家。其中有数以万计人口流动在城市，是靠小费生存的。果然，在后来去雅加达市中心时，每个路口包括商店门口，都有义务疏导员，他们像交警似的，只要你车一拐弯，他立刻伸出手，示意你行走的路线。而你得马上摇下车窗，递过2000印尼盾小费。其实谁都清楚，不需要他示意，你也会走。如此多此一举，早司空见惯，这也没办法，那些人，总要生存，他们伸手要小费，在滚热太阳下晒着，也付出了劳动，这份看似合理的收入，总比他们以别的方式获取叫人安心得多。
因为是夜晚下的飞机，第二天，才看清这个国家的天空和阳光。赤道边的早晨，太阳就有着逼人的灼痛，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高直的棕榈树，伟岸气派，矮小的罐木，坚韧不屈。由印尼爱心药业的朋友陪同，先去巴萨（菜市）走一趟，那里是印尼原住民聚集最多的地方。果然，菜贩和开小店的几乎全是印尼人。男的穿短裤花T，女的大热天也要罩着头巾，其实就是我们普通的纱巾，只不过，她们戴的方式不同，把整个头罩住，只露出面孔，衣服也是长袖，眼睛就显得特别大。仔细瞧，印尼人长得非常耐看，高挺的鼻子，深陷的眼窝，漆黑的双眸，特别是他们笑时显露的单纯而略带羞涩的表情，总亲切得叫人有些心疼。都说内心羞怯的人笑起来特别温和，想想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就更觉得亲近了。印尼本国的一家报纸《国际日报》一篇文章称印尼是个微笑而友善的民族。
尽管有这样的好印象，也一时难改内心的一些惶恐。在雅加达市区的唐人街，我看到了1998年5月13日留下的伤痕。那一天，几辆军车开到唐人街，疯狂砸抢，奸杀掳烧，数千华人死于非命，更有数不清的财物被掳夺。至今，唐人街还没完全修复，那些伤痕宛然。任何一个国度，流动着的不法分子都会给人带来不安定因素，但像这样对整个民族明显的排斥，却是少有的。因此，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分子，站在这片土地上，不左顾右盼，才怪。
赤道边的日子，一年四季的灼热，无边无际。问到那些第二代来的老华侨时，八九十岁的他们说，刚来爪哇，每天要浇三桶冷水，连浇三年，身体无碍，才可以生存下来。而我所在的短暂的日子，正处于干季，一丝雨没有，逼人的太阳，既使躲进房内，也会觉着它探头投脑的骚扰，身上的皮肤被一寸寸灼伤着。夜晚的散步就显得犹为难得。走过香蕉林，钓鱼场，网球中心，那些平坦的路和深广无边的草丛，及草丛里吟唱的像我国一种叫辣辣子的虫子，使人觉出了乡情乡音。第一次散步却是有些怕的，这种心态没法改变。尽管所见印人皆笑脸相迎，但生怕他们突然变脸，使出招术。身后的摩托车声或汽车声，都令我步履蹒跚。陪同的朋友反复唱着印尼歌曲《星星索》和《宝贝》，使散步的氛围渐渐变得宽松，久了，每晚的散步是在印尼的日子里惟一的娱乐。
散步时会遇到原住民，他们坐在门前的草地上，端着吉他，弹唱着优美的歌曲，这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还见着一位年轻小伙，倚在一处别墅的树旁，边弹边唱，别墅的围墙上，趴着一位少女，倾心聆听。这是一处华人的别墅，女孩明显是个仆役。很想知道这中间的故事，属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
也许生活会让我去适应这边的环境，但惶恐的心一天都没有消失去，那表面看来那么恬静与羞涩的原住民内心里埋藏着是什么样的心机呢？那血淋淋的教训让人总是无法去接近这个国家，去接近每一个想与我们示好的原住民，真希望能和睦相处，能不让我疑惑与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