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星期三的下午，公安局的某干警接到报案，本市一位叫贺虎的市民已经失踪了半个月。报案的是他妻子。从照片上看，他们很有夫妻相：都长着婴儿肥的可爱圆脸——更何况，他们还有结婚登记证书。据贺虎的妻子描述，半个月前，贺虎说要北上去北京出差。但是当天下午就有人看到，贺虎背着登山包穿着高筒靴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他神色匆忙的被人群挤上车，将巨大的登山包放上行李架后，紧绷的脸像射出箭的弓一样迅速舒展。警察漫不经心听这贺虎妻子的描述，一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她身上来回扫视。很快他就发现：这是个漂亮的少妇，过着现代人品质优越的生活，脸上的淡妆不露痕迹，身上的香水清新自然。在好不容易听少妇讲完以后，他迫不及待的开始询问。询问的节奏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到五分钟，警察就知道了贺虎三十出头，在一家公司里做人事主管已经四年，收入可观，成天扬言要买辆枪骑兵然后用几倍于买车的钱来改装。接下来，他循序渐进的询问贺虎的爱好，大致的人生经历，以此判断贺虎是哪类人。贺虎的妻子没有任何防备的说出了他们结婚多年，双方恩爱有佳，感情稳定；结婚以前，他们在吵吵闹闹中度过了四年的爱情时光……
在冷漠的米色大楼外，警车红蓝色的警笛折射出刺眼的光芒。现在是一天之中最热的下午三点。公安局院子里的垂柳开始萎靡，蝉鸣更加响亮。当贺虎的妻子走出办公楼时，被扑面的热浪包围。她从两点钟就到了公安局，在长廊里颜色花俏的塑料椅上一直坐到上班时间。她和干警谈了半个小时，零散的将贺虎从小到大的经历讲述一遍：贺虎从小生活在父亲当家作主的家里，对任何事情都不敢轻易发表看法。大学以后，她和他相识在一次元旦文娱晚会上，在忧郁的萨克斯里跳了一曲不知所谓的舞蹈。她被年轻抒情的热情冲昏头脑，在贺虎弯腰给她系散掉的鞋带时，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他。“但是爱情并非在平静中行驶，而是在风浪中摇晃到终点。”这是贺虎总结他们之间持续争吵的原因，她也同意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她总是想：没尝过苦涩，将无从理解甜蜜。在结婚以后，他们像两具被埋在一起的死尸，家里反而有了前所未有的宁静。所以，贺虎并没有按照他所说的一个星期就回来后，又过了一个星期，她才在某个时刻惊奇地发现贺虎消失了：在这两个星期里，他一个电话也没打。
后来有个朋友说，他在开往云南的火车上看到了贺虎。这是一辆慢车，在只有两条轨道的小站都要停两分钟。这个朋友因为是回四川老家，可以直接在家门口下车而选择坐慢车。他和贺虎的妻子相识多年，一直保持着无形的联系；他们之间隔着一层薄纱，但是谁都懒得先伸手捅破；因此贺虎不认识他。在这辆慢车上，他说，他一直观察贺虎。贺虎坐在脏兮兮的座位上，双手交叉放在小桌子上。火车刚刚启动就马上得准备在下个小站停车。贺虎四平八稳得像打坐，每到一站他都微笑着念一遍车窗外的站名。

在贺虎的妻子报警后的三天里，她一个铁路局的亲戚告诉她，贺虎十八天以前坐的那躺火车，在路上遇到了罕见的暴雨。在到达云南边境时，坑坑洼洼的丘陵和山地像水池一样蓄满了水，严重影响了交通。按照慢车避让快车的原则，贺虎所乘的火车足足晚点了二十二个小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消息，但足以点燃妻子的胡思乱想。她觉得贺虎撒谎去云南，必然是去干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迟到二十二个小时足以让这场勾当中断，因此贺虎会下车，改乘汽车。而汽车翻车就像在这个城市里遭遇抢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她想起几年以前，她和贺虎参加完一次聚会夜归时，遭遇了此生中第一次抢劫。贺虎强作镇静，乖乖掏出钱包里一沓钞票，结束了这场不到三分钟的抢劫。从此以后，贺虎的生活习惯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他不再抽二十块一包的芙蓉王，改抽十块一包的白沙，有时甚至抽五块钱的烟；不再玩收费游戏，改玩免费游戏；尽量不喝酒，尽量少买衣服；等等。
在报警一个星期后，贺虎的妻子打电话到公安局问贺虎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是：尚在调查中。她每个星期三下午两点半准时打电话询问，都得到同样的答复。在一个雷雨突至的星期三，她满怀被敷衍的愤怒对着电话大声质问：“都过了一个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办事的？”对方直截了当的回答：“您要知道，我们手头上的案子又不只你一个；有好多都是死了人，丢了钱的，相比之下你只不过是暂时没有联络。你要知道，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服务。说白了吧，失踪的事多了去了，现在的人又喜欢玩消失，所以，这根本不算个事。”
在停顿了一口气后，电话里又响起了迷糊而粗糙的嗓音：“再等等，说不定他就在回家的路上呢？”然后啪的一声，干脆利落的挂掉了电话。整个下午，贺虎的妻子坐在客厅亮晃晃的落地窗边，外面的大雨交织成厚重的白纱，一群群惊慌失措的麻雀忽闪忽现。晚上，她听着噼里啪啦的雨声在黑夜里横冲直撞，偶尔轰鸣的雷声让她心烦意乱。那个曾在火车上见过贺虎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在习惯性的寒暄中，她说贺虎尚无消息，而她为此揪心。那位朋友表示，他刚好办一件事，将会路过她家附近，想顺便来看看她。她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下来。当门铃响起，她去开门时发现站在门外的却不是他，而是那个受理案件的警察。这个警察身上的警服像是刚刚从干洗店里拿出来，棱角分明。他用帽檐遮住双眼，注视着她：“我想和你谈谈贺虎的事。”
实际上，警察只是把几个星期以前她报案时所说的情况，用煞有介事的严肃口吻复述了一遍。可以看出，他并非为了贺虎的案子而来。“今天我们的同志态度恶劣，我是专程为此来道歉的。”他说出了此行的真实目的，“要知道，局里几百个干警，水平难免参差不齐。”他把帽子摘下来，面带微笑凝视着她。这一刻她明白他并不是仅仅为了道歉这个目的而来。临走前，警察说一有贺虎的消息就第一时间通知她。
在得到贺虎的消息以前，她再也没见过这个警察。

在得到贺虎的消息以前，那位朋友经常以各种借口与贺虎的妻子会面。他们从客厅简雅的餐桌到西餐厅里插着鲜花的餐桌，花了二十几天。在这二十来天里，所以认识贺虎的人都坚信贺虎已经死了。在他们口中，贺虎死于车祸，死于绑匪撕票，死于高空坠物，甚至死于云南罕见的食人部落。贺虎的母亲，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时刻用沾满泪水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