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爷爷家看到一张老照片，照片是黑白的，是太爷和太太的合影。看多了表现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电影电视剧的人，可能会对“太太”一词有误解，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童年的词汇中，“太太”与“太爷”成对，用普通话翻译一下，就是“曾祖母”。“太爷”就是曾祖父。我在这里煞有介事地继续运用自己童年时的词语，并非如某些小说家一样展示民族风味，因为想来想去始终觉得，说曾祖父好象换了个人似的。当然在书面意义上书写自己的太爷，或多或少也与生活拉开了差距，无论如何却比曾祖父强。照片上的太爷坐在一把木制的椅子上，一把山羊胡，头戴瓜皮小帽，右手拄一支竹制拐杖，一个典型的落泊的地主阶级，一点都不像共产党员。太太站在太爷的右边，两条腿细瘦伶仃，弯曲得厉害，一点也不像圆规，两只手抱在胸前，插在袖筒里相互温暖。太太的头发很干，和身后麦草垛上的麦草一样凌乱不堪，失落了牙齿的一张嘴空空洞洞，如猎人凶狠的枪口。
说太爷是典型的地主分子，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因为他本身曾是一个地主。他后来加入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北山上花岔最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公认的事实。关于太爷的早年生平，我必须申明的一点是，这一切都来源于道听途说，而且道听途说的消息来源非常狭窄，主要出自我父母之口。当然或多或少也有我爷爷奶奶的影响，他们的滔滔话语纠缠在一起，让我至今不能清晰地分辨出某句话出自某人之口。实际上也不需要这样，我父亲是我太爷最不肖的孙子，却全盘继承了他爷爷的一切特点，比如敏感、偏激又不通变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这是另外的话题，属于个人历史学的范畴，我讲在以后的文章或小说中继续讲述。太爷是条城地主家的少爷，家有水地上百亩，家里的房子是“四合头”的，说不上是当地的首富，至少算个中康吧。太太是北山白姓地主家的女儿，掂着小脚骑着毛驴嫁到了条城，来到了美丽富饶的黄河岸边，走进了太爷的“四合头”院子。她梦想着自己走进了天堂，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有些过于乐观主义了。太爷身材高大，魁梧英俊，却是一个真正的赌徒，这是太太所没有料到的。太爷的最大快乐在于听“摇碗子”时那骰子跳动的叮当声响，比听太太耳环碰撞的声音还要着迷。这样的嗜好让太爷卖掉了自家的水地，水地卖完后又卖房子，在某一次惊险的赌博之后，他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太太被北山她的娘家人接走了，太爷于万般无奈之中，操起了贩卖鸦片的生意。他的跑动路线就在坐落于黄河边的条城与北山上花岔之间，为的是能在跑生意的间隙里能与自己的婆娘有一个简单的相会。后来听庄上的老人说，太爷贩卖的鸦片是撮成一个个寸许长的小黑棒的，一小棒一升莜麦，当场交换。太爷恶习不改，继续赌博，企图翻本，终于在某个月圆之夜输掉了他所有的家当，要不是腿长恐怕连命都没有了。他直奔北山上花岔，找到自己的婆娘，给白家做起了长工。在白家，他是双重身份，既是女婿又是长工，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长工。太爷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遥远的北山做起了相当于上门女婿的角色。所不同的是，他已经由一个地主少爷变成了一个长工。当我二〇〇四年去白银路过条城时，我看到条城在黄河的岸边呈现出它旖旎的风光，小镇的入口处的牌子上写着：千年黄河文化名城——条城。那时候我心里暗暗责怪太爷，要是他当时咬咬牙、忍一忍，我们这些子孙的现在是多么美好啊。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是不容假设的。那么还是讲太爷的一生吧。
在白家做长工的时候，国民党开始在乡里征兵了，太爷有时候为了挣些糊口粮，会替别人去当兵。不到半年他就会健健康康地回到北山上花岔来，他这个兵油子从来没有失手过，对于太爷的这一点，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让我佩服不已。我们这些退化了不肖子孙不仅个头矮小，而且个个胆小如鼠，就是这样一帮退化了的杂种，却会因一捆麦草大打出手，而且出手的双方是兄弟，是妯娌。这一点在太爷死后就及时得到了证明，不过我在这里却不想详细叙述它，因为叙述它不仅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北山上花庄上的后人再次蒙羞，更是对于太爷的一种侮辱，我虽然不肖却不愿意这样做。太爷的到北山白家当了几年长工之后，旧习不改死灰复燃，他在每年的除夕之夜抛下太太窜进久违的赌场，犹如一只小鸟返回了森林一样欣喜万分，叽叽喳喳。太爷心情急迫，失败却是难免的，熬一年长工所得的莜麦，一夜之间变做他人物。有一年太爷输掉了自己挣下的莜麦还不算，还将太太掂着小脚一年来风里来雨来去喂下的猪也输掉了，一窝孩子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过年吃肉，馋得喊天叫地也一样没有用。太爷咬咬牙，说，我再去白家熬一年吧。这样的年份反反复复，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赌博在一段时间内彻底杜绝，太爷因为多年的长工经历而顺利入党，在党的教育下脱胎换骨，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将在后面的叙述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一九五八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跃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后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社会，心里头那个乐呀。吃饭都上食堂去，不用自己家做饭，谁能不高兴。太爷作为一名改造好了的共产党员，自然对此深信不疑。四岁的父亲进了村里的幼儿园，天天价唱着“排排坐，吃果果，幼儿园里朋友多”的歌曲，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温暖怀抱中享受着美好的童年。一九六〇年，北山上花岔干旱一年，食堂里再也打不出一碗稠饭了，野菜成了主要的食品，六岁的父亲挺者泛绿的肚皮，一顿吃下三大碗还觉得不满意。在这一年里，太爷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因为在大队当记分员被人认为偷了队里的粮食，得到的惩罚是李家人两个月不许在食堂打面糊糊。在这两个月之中，父亲的回忆十分重要，他亲身的感受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当然今天的我们无法去还原这份真实。一个晴朗的午后，刚刚下了一场雨，李家大院了积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坑，六岁的父亲已经很多天没有吃饱了，这久违的雨水唤起了他孩童的兴趣。他走向了院子，悄无声息的，之后他滑倒了，身体落在水坑里，轻飘飘地没有一点声响。他略微发烧的身体在这一刻得到了清凉的安慰，他舒服地呻吟了一声，却像一只小猫的叹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六岁的父亲就那样在水坑里躺着，他甚至不想动一动，他要享受这久违的清凉。水坑里的水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