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让无数人耳熟能详的歌词：“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尽管演唱者因替某种卫生用品反复辩白而总是横遭诟病，但不得不指出，这两句话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谁不希望自己能永恒地幸福快乐呢？不过放眼历史，真正做得到幸福快乐的人实在不多见。尤其是提倡个性，崇尚自由的文人，几千年来虽然不断充当这两句话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可是由于种种主管和可段上的缘故，大多数都落得个“幸福未遂身先死，常使快乐成泡影”的悲惨结局。可能有人不同意了：李白不就是“幸福快乐一肩挑，蔑视权贵诗名扬”的典范吗？没错！——不过别忘了，李白在灵魂深处是极度想当官的。在《与韩荆州书》中就异常肉麻地写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拍马屁拍得如此精湛和有艺术色彩，真是非李白莫属了。可惜后来他跟着永王起事，坏了前程不说，还差点性命不保。再看看别的例子：诗圣杜甫，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也非常想当官。冒着安史之乱的枪林弹雨，能跋涉几百里，去追赶逃难的唐玄宗，其忠实和理想可见一斑。就是高傲的王维先生，虽栖身终南山，心却在长安城中，时刻窥视着吏部的动静，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曲线的官场捷径。牛耳级的诗人、文人，端着酒杯，挥起笔墨，慷慨激昂地蔑视权贵，骄傲清高得像云中的白鹤，把世人玩的高山仰之，眼花缭乱，称仙称圣。在名利的试金石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等堪称一流且口碑很好的大师，竟然统统输给了一个绝对的自我沉沦者——柳永。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柳永的家庭绝对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世家。不信？请看！他的父亲、叔叔都是进士，两个哥哥三接、三复还是进士，甚至连儿子、侄子也都是进士。在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名著《十万进士》当中，想必柳永一家人都是被作为佐证给计算了进去的。按理说，柳永一家有中进士的传统，那么只要不是智力有问题，柳永同志的进士之路就没有理由不顺利。要知道在单重文科的宋朝，没有进士履历的人可不像在唐朝那样还可以通过从军戍边来建功。要是中不了进士，那么对不住，甭管您是不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统统请您一边凉快的干活！如果历经反复考试都还是和进士名号无缘呢？套用李承鹏形容中国足协的一句话，那就是“不用洗，直接睡”吧！尽管出身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但估计是青少年特有的叛逆性格，柳永的青少年时期都喜欢在烟花柳巷里“体验生活”。估计那是个充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才情激昂的柳永在那个环境里很受欢迎。他大部分的作品，也就是词都诞生在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可见在她们心目中，年轻可爱的柳永同志是多么光芒万丈。也许是应了“文章憎命达”的条律，柳永的一生其实相当倒霉。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说，补习补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可不服输的柳永就是沉不住气，由着性子写了一首牢骚极盛而且不知天高地厚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没考上，不好好反思自己，却要说是皇帝没发现自己，当局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没有穿官袍的高官。特别让最高领导难以容忍的是结尾的一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然柳永只是图一时痛快，压根没有想到就是那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辛酸。落榜后的后生写了几句调皮的诗句本没有什么，问题是柳永同志在当时已经名声大噪，凡是他的词，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就有人吟。没几天，这首《鹤冲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陛下虽说谥号里有个“仁”字，但毕竟远不及礼贤下士且虚怀若谷的唐太宗。他对柳永的文字反复研究，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越恼火。“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几年以后柳永再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仁宗皇帝在名册薄上看到“柳永”这个熟悉的名字时，顿时龙颜大怒，不但狠狠抹去了柳永的名字，还很有建设性地在旁批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惨吗？事实是这下酷毙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柳永同志抹一把眼泪又笑出了声：“不是我考不上，是皇帝陛下要我去填词。”——他从此扛起了“奉旨填词”这个玩世不恭的御批招牌，毅然决然地浪迹江湖，深入歌楼舞场第一线，堂而皇之地贯彻落实仁宗陛下的伟大教导，夜以继日地“浅斟低唱”。别人偷偷摸摸混迹青楼是图个乐子，他柳永却是奉了“最高指示”在这里（当然不是同一处场所）实施“文艺为大众服务”的划时代精神。高举着御批“浅斟低唱”旗帜的柳永同志竟歪打正着地玩成了巨星大腕，玩出了响当当的名牌效应。最难得的是，歌舞场的辛酸和旅途的风雨成就了柳永的不朽和宋词的辉煌，奠基了他独树一帜的悲壮人生。看起来这是他人生的大不幸，但这又是柳永的大幸，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幸。达官显贵、正人君子们凭着权势和金钱在秦楼楚馆醉生梦死，纸醉金迷。可一转过身，穿上官袍，带上乌纱，他们又以传统道德守护者的身份，污蔑，漫骂自己曾经作践、蹂躏过的舞女歌伎，以显其“雅”和“正”。可是柳永同志没有这样做（很可能也惟有他不曾这样做）：一方面，他以善良、真挚的同情心体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女子；另一方面，他放下“白衣卿相”的傲骨架子，和舞女歌伎做朋友，以满腔的真情来温暖那些冰冷的心灵和滴血的灵魂。“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梁衡《读柳永》）。”面对虚伪而严酷的现实生活，柳永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仍然像当初落榜时那样口无遮拦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