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住在居民楼的底层，那里通常是商品房住户的车库，但是因为他们租不起更好的地方，所以只能蜷缩在那里。生活的满足对于他们而言是每天能找到一份短工，赚一点小钱并能在黄昏日落后买点猪头肉和辣椒，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地方都响的破自行车回家，然后吆喝上隔壁的同乡，光着膀子大口的喝着劣质的啤酒，夹着猪头肉炒辣椒往嘴里送，之后打着响亮的饱嗝。
也许，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可是背井离乡后他们只有一个代号――“民工”，一些心存恶意的人更以“盲流”直呼他们。在他们的眼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定义如同黑白电视机一样的清晰。对他们的歧视让他们练就了超强的戒备心理和承受能力。走路，他们靠着墙角远远的离着城里人；买菜，他们永远不会去楼上的海鲜摊位；买衣服，他们只去廉价的市场，最多在逢年过节时超市的平价柜台里偶尔见到他们的影子。
可是，他们依旧顽强的生活在城市里，努力的寻找着每一个生存下来的机会。幸福在他们看来是用强壮的体魄换取数量有限的人民币。对于他们来说可以没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可以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盛宴；可以没有色彩绚丽的霓裳；可以没有富丽堂皇的房子；可以没有让人炫目的汽车，但是他们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生存的勇气。
在我家的楼下，租着一户四十多岁来自四川的民工夫妻。每天清晨，两个人便早早出门。男的外出打一些零工，女的则来到外来民工的集散地，等着一些洗房子、送杂物之类的散工。中午，他们通常是不回来吃饭的，因为总是能找到一些体力活做的，而且一些雇主还会提供一顿便饭。我每天下午下班回家时，他们总是已经回来了。男的蹲在门口用毛巾擦拭一天的劳累。女人则在四周没有窗门的车库内烧菜，锅里永远是又红又辣的朝天椒炒猪肉，刺鼻的味道飘散在楼梯周围总是让我咳嗽不已。
有一天清晨，他们像往常一样早起，但是并没有像往日一样外出打工，而是听见了女人嚎啕的哭声。男人用自己本地的方言大声的呵斥着女人，女人停止了痛哭但还是不停的抽泣着。这时，邻居的一个老女人打开窗门骂起这两夫妻，怪他们大清早的便吵醒的街坊四邻。
男人将女人拖入出租房，并将卷帘门拉下。可是依旧可以听见女人隐隐的抽泣声。或许，是发生了什么不幸吧，我心里猜想着。
后来，隔壁的大娘告诉我女人痛哭的原委：昨日下午，女人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同村的老相识。女人非常开心，将老乡带到了自己的出租房内，随后去菜场买了一些菜。清晨起来，男人准备将家里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三千元汇到老家，但是钱居然不翼而飞了。于是，男人将愤怒发泄在女人的身上，如果不是她将老乡带回家，钱也不至于被偷了。
这件事情后，男人不再邀请老乡到家里喝酒。原先尽管贫困但仍然快乐的男人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奈的愁苦。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也变得有些惆怅。虽然我不能给他们这么多的钱，可是我很希望能早些看见男人脸上的笑容。
有一天早晨，我从外面晨跑回来。两夫妻外出打工了，在他们的出租房门口，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残破的土罐，里面种着几株不知名的黄色野花。
我在土罐前停下了脚步，盯着黄色的野花许久。晨风里，野花随风飘摇。在摇曳的花瓣里我仿佛又看见了男人那熟悉的笑容，无邪的，顽强的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