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因为一本书的缘故，让我们知道了他。但假若他是一块肉或豆腐，放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发臭变质——幸亏他不是。

两千多年前是大汉王朝，司马迁那时是个小职员，工资不高，刚够养家糊口，生活很清贫。他是知识分子，整天在写一本书。当时还没有作家这种职业，也没有码字儿这个行当，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发表，自然也不能换取稿费。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书写成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流传至今，这也就是著名的《史记》。

《史记》这本书让司马迁在中国封建史学界、文学界扬名立万，并养活了一大群人。它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只肥鸡，由于鸡太肥，所以就有很多人研究它为什么这么肥。研究的结果就是使《史记》变得支离破碎，一只肥鸡变成了一堆鸡肋。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句话的核心主要突出一个“变”字，比如在历史的长河中治乱盛衰的局面不断变化，人的治理理念也必须发展变化。司马迁向来很看不起那些是古非今思维僵化的书呆子。

司马迁为何有这种先进的思想？是他从古代圣贤书中学到的，还是文曲星附体、灵感乍现的结果？显然都不是。我认为，“通古今之变”是他从自身的遭遇中悟出来的。

司马迁的老爸司马谈，是大汉王朝的太史令（有点像今天领导的秘书兼档案管理员，但职位要低）。司马迁幼承父训，博览群书，后因他老爸工作关系移居长安。司马迁年轻的时候就已读万卷书，可还没行万里路。一个人老在家读书憋得慌，也撑得慌，为了消化满肚的学问，他在二十岁之后就开始出去漫游，到过很多地方。

三十五岁那年，父司马谈去世，这让他不再是无业游民。我们知道，大汉王朝是刘家的天下，那时候的法律带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刘氏律令规定：父亲死后，儿子可以接班。于是太史令这个职位可以算是司马家族的铁饭碗，正所谓“一碗在手，全家无忧”。在司马谈去世后的第三年，司马迁继父职，任太史令，从此入编，有了正式的工作。

四十二岁时司马迁开始写《史记》。这时他写《史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完成父亲遗愿，主观性不是特别强。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个原本与他并无多大联系的人。

那时候大汉集团和匈奴集团经常有利益纠纷。大汉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彻为了提拔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就派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配合李广利率兵和匈奴人打群架，结果李陵因为人少败而受降。刘彻为此事茶饭不思，最后咨询秘书司马迁。司马迁与李陵交情不深，但认为他忠心卫国，搴旗斩将，立下汗马功劳，很爷们，是个男人，就替他辩护，说了几句好话。司马迁当时年岁尽管不小，但还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很有愣头青的耿直，不会拍马屁，见风使舵，这就冒犯了他的顶头上司刘彻。刘彻认为这事与我小舅子的声誉有关，你替李陵说话，就是损我小舅子。你司马迁吃我的喝我的，不过是一条供我驱使的狗，不替我吆喝，倒为别人鸣不平了，令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刘彻金口玉牙一张，司马迁就被停发工资，收监候审。

司法机关受理这个案子的是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杜周处理这事很老成，揣度领导的意思，判司马迁一个五星级的罪——宫刑，让他永远当不成爷们。

汉朝时候谁要是被判宫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当然现在谁要被判此刑也会很丢脸，幸亏已无这种刑罚）。司马迁是个知识分子，尤其要面子。他认为“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总之，这件事给司马迁很大的教训。

被抓进牢房的司马迁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甘受腐刑。司马迁自然不愿这么快就死，因为他还有未竟之业——写《史记》。然而他活着的条件一点也不好，《报任安书》有言：“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文言文，不能深入理解，用咱今天的话或许更能说得明白：

我，司马迁，是个穷光蛋。太史令是一个没有油水的职差，以前老爸不会投机倒把，干了一辈子也没留下任何积蓄。我才工作几年，养一家老小还时有不足。婆姨又管得严，自然也没有私房钱。对我而言，拿钱赎罪的可能几乎为零。我朋友是有的，而且还不少，但到现在还没见到一个人影，估计要么怕借钱，要么怕沾上我的晦气。我还有几位小时候和我爬树掏鸟蛋的铁哥们，目前也在老板旁边工作，可没有一个替我说话求情的。我不能死，又无活路，看来只有挺身受刑了。受刑也就算了，问题是我那贪吃的老婆可能会和我闹离婚，要是真离了，我咋办，以后谁来给我送饭吃？这真让人绝望死了，郁闷死了。

所以当时的司马迁不但受到肉体的摧残，而且还受到精神的打击，真是祸不单行。

司马迁受刑出狱后继续写《史记》。在他五十多岁那年，有位叫任安的朋友认为司马迁以前为李陵辩护，虽“就极刑而无愠色”，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尽显男儿本色，真是个爷们，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因为司马迁在老板身边工作，容易进言荐贤。司马迁回信的时候任安已经因事下狱，状况危险。司马迁没有装糊涂，但回绝的很委婉，认为自己“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连有脸见人都没有，哪还能顾及旁人。我也知道你目前的处境不妙，可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伴君如伴虎，吃力不讨好的事我是不会再做了，想都不会再想的！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一封回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意识在受刑前后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使得他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纵观历史之变，冷静地思考古今之事，提出“承弊通变”、“见盛观衰”这些到目前为止还非常牛气的观点。

记得刚看过的一部美国影片《第一滴血4》，主人公兰博有句很经典的台词：无价值的活，有价值的死。这句话让我想到司马迁的那句“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么，人既然是无价值的活，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