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曾是我的数学老师，我们称他大先生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再教书了——他用一纸申请结束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回村当了农民。老师的称谓是不能再用了，因为神圣是不能随意的，而先生的称谓则具有相对的广泛性。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那时候正逢国民经济调整，国家要精简皇粮队伍，大先生正好想回村搞“三自一包”，这就跟精简皇粮不谋而合了。为此，他得到了锣鼓的欢送和一张支援农村的大红证明。
当我小学毕业回村种田的时候，我跟大先生就不是师生而是社员同志们了，我也乐意跟这位前老师平起平坐，全没了当初黑板上演算几加几时的害怕。一天早上，我们扛着粪框，浩浩荡荡地开到镇里扒烂粪，大先生那顶像赵本山一样的蓝帽子的帽檐压得低低的。“这样才能集中眼光，使光束集中在烂粪上，就像台灯上要加一个罩。”——他的解释令我茅塞顿开，于是我也跟着效仿，但我的光束却并未集中。“你还小，还不懂这个道理。”他这样安慰我。
到天热的时候，大先生总要穿一件短褂，而绝对不会像别的男人那样仅一尺短裤围住私处。为此他每年一丈六尺的布票就不够用了，他不得不一边忍受大师娘的唠叨，一边自己动手将那件破损了的褂子补了又补，尤其是左胸前的口袋他更要补得端端正正，因为那是挂新农村钢笔的地方，虽然他写字的机会不多或者根本就无需写字。
大先生有一副好嗓子，闲暇时他会哼几句。在那“八个戏”的时代里，他哼的都是我没听过的老戏，尤其是那句“来来来，上前带住了妹的手，与你说当初”他唱得千回百转百转千回，而这时候他总要用手抹抹并不紊乱的头发，眼里总有些闪亮的东西。这令我很是奇怪，问他，他摇摇头，亮亮的眼朝向天空，好像“妹”就藏在那片云彩里。
这时候的大先生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跟真正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了。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记忆，只有“来来来”的时候，才看出了他的与众不同。
忽然一夜东风起，满村子都戴上了红袖章。大先生也不例外，还光荣地当上了红袖章们的笔杆子。他那龙飞凤舞的字就到处张扬了——先是出现在墙上，继而就出现在横幅上，再继而就飞到了一面面大红绸布上并跟着东风在蓝天下飘扬。——大先生确实红火了，一直红到两头红中间白的木杠子扛上了肩，那神气的样子就像土八路扛上了三八枪。
一次，大先生奉命执行任务，要关押一个“现反”。这本是很平常的事，然而这“现反”不是别人，正是他当教师时候的老校长！据揭发，老校长在课堂上对“三忠于”提出了质疑，并别出心裁地说领袖要忠于人民——这不是大逆不道么！但老校长跟他有知遇之恩，曾苦口婆心地挽留他的教育生涯。要他把“三八枪”压在老上司的头上，他的心还是打颤了，特别是老上司瞅他的那一眼，就像“三八枪”反刺了他的心。于是，在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光的晚上，他用豁出去的勇气解开了老校长的绳索，并打开了关押的门……
于是，他写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份申请，想辞掉他神圣的使命。其实这纯粹是多此一举——他还用得着申请么？第二天，他自己的“三八枪”就压到了自己的头上。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他被查出了历史问题——曾跟一位女戏子多次地“来来来，上前带住了妹的手”。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戴上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流氓分子两顶桂冠。“我承认我是流氓，但我绝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对无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异心。”——尽管“三八枪”压在头上他仍然这么说，并强调“人不能没有向往”。
这以后，大先生就不是支援农村了，而是接受改造了，接受改造的大先生整天闷闷的没了话语，只知道干活。大伙就说大先生表现好，有进步，就连专门从事专政工作的治安主任也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工作有方，还打算重用大先生让他当五类分子的“头”，以达到以毒攻毒的效果。
然而，在又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光的晚上，大先生却溜掉了！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尽管有革命的天罗地网，还是没网住漏网之鱼；通缉令到是发了不少，但得不到丝毫的回应。久而久之大先生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当大师娘去了另一个世界后，大先生不但从记忆里而且从户籍中也彻底地消失了。
十多年以后，大先生突然回来了，还带了一个窈窕的女子，那女子一头长发黑黑的，在当时的短发世界里有鹤立鸡群的感觉，尤其是笑的时候俩“酒窝”十分的迷人。“嘎！”众人的惊叹以一个嘎字做了结论。但还有许多的事是没法结论的：比如说住的问题，他那茅草棚充当的老宅随着他的消失早就消失了；比如说大先生和“嘎”的户籍问题；比如说大先生两顶桂冠的摘帽问题；比如说——就不多说了，此三项是当务之急。
住的问题当天就解决了——大先生找来几根木棍，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构建了一个三角形的似屋不屋似棚不棚的东西，与“嘎””钻进东西里“说当初”了——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户籍问题跟摘帽问题就非同小可了，是大先生运用全部知识都不能解决的。只好去找书记，书记说要有人作证。大先生就想到了治安主任，而治安主任也去了另一个世界。
找谁作证呢？只好再找书记。书记还是要证人。循环往复几次，大先生就憋不住了，就上访了。第二天就传来了书记的话，要解决他的两大问题。
“谁来作证呢？”大先生惶惶地问。
“我来作证。”书记毫不犹豫地说。
多少年以后，当我再见到大先生的时候，他已是白发鬓鬓了。谈起他的过去，他笑笑，对大师娘——就是“嘎”——说，拿酒去，今个，我要跟我的学生“说当初”。“嘎”笑笑，俩酒窝八分的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