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由你来告诉我，在哪片土地上还能听到关于左拉，关于《我控诉》的呐喊？
——题记
伴随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改革，经济学说日益成为主流，大有跃居显学之势。而与此带来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似乎使得中国文化市场异常繁荣，比如近年来海外各处纷设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也一时蔚然成风，而市场上的出版物漫天横飞，博客时代无论是谁都能过把文字瘾。这至少造成了一个假象——商业大潮下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似乎显现出民众自由无比，但我们只要稍稍关注下知识分子的处境即能看到其实不然。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我的寻找让我几乎怀疑自己失聪——知识分子已经处于群体“失语”状态，在社会结构中日益边缘化，由此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沉默的大多数”，导致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声音，这真是时代的无奈和悲哀。
无可否认，历史上任何繁荣的社会都不可能出现知识分子的缺位，典型的例子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充当思想旗手，其先锋影响的地位无可取代。如果说现在是由高度发展的经济所带动的繁荣文化社会，那我不禁要质疑，我们的知识分子何在？或更进一步的反思和追问，这种繁荣的本质又是什么？用鲁迅的话来说，我们除了能从赚老祖宗身上遗留下来的东西，自己还能创造出些什么？当下兴师动众地复孔兴儒，在我看来，这无异于当代文化的贫瘠的表现，前车不行又势必造成文化的断层，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于是对古典文化竭泽而渔式的攫取，堂而皇之地美之名曰：“发扬国粹传统”，当真令人啼笑皆非，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原形文化吗？何况普世价值的创造，也并不是单靠政府层面投资的商机文化所能实现的。文化的复兴，光靠政府显然远远不够，有时来自民间的，大众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也许更具力量。
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到哪？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缺位？这是一个问题。
抽象地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隐逸型：本质上，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一种阮籍情结，放浪形骸，蔑视世俗，但恐怕现实多是不允可的。我认为真正能独具这种魏晋风骨的，兴许只有对宗教和艺术的信仰的力量才能支撑，然而这类人毕竟逐渐减少。
建设服务型：开始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妄图借助实权施展宏图或维护社会公义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向来不乏这样的人，如北宋改革家范仲淹和王安石，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的改革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小修小补，成效不大且不能改变社会的根本现状，这归结于他们对现实抱有太美好的幻想，没有清醒的认知能力。于是，这类知识分子的愿望往往被某种以国家的名义的作用下等同梦呓。而当权力的延伸和干预造成话语的垄断时，他们便不能再越雷池半步了。其结果极易让自己噤若寒蝉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大多数人在深谙其中道理后便选择了明哲保身，用这套处世哲学避免惹事生非，以苟求片刻安宁。
媚俗媚上型：首先说“媚上”，这是一种沉寂太久后的精神裂变，是知识分子通过对良知的违背和对理性的自残而完成的蜕变。我们可以看到，余秋雨在为四川捐款的炒作作秀和“菩萨”论调，无异于哗众取宠。更甚者如山东省作协主席王兆山的“做鬼也幸福论”的附体颂诗，其谄媚程度，以及其中包含的政治图解色彩更让人恶心难忍。还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我所喜欢的作家摩罗最近的出版的新作《中国站起来》，摩罗自称该书是一种继承而非转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者思想的体制内化，但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存在至少是对其早期作品《耻辱者手记》的叛变，这点尤其值得我们去深思。“媚俗”则表现为低化、俗化或转变理想，即实现价值取向的跳槽，这真是悲哀的倒退。比如在经济时代拜金享乐，追名逐利或者攫取经典，当本来束之高阁的文化纷纷被市场挂钩时，纵使易中天、于丹这些大师也不能免俗。
悲剧型：早在十月革命之前，苏俄作家叶遂宁、梭波里讴歌革命的下场无异于划地为牢，最后注定自掘坟墓。当然现当代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例子，那些爱发牢骚的杂文家们，文学家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历史的敏感词和政治的牺牲品，比如王实味和胡风。由此我想到了朱学勤说的那句名言，“他们（知识分子）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流亡型：鲁迅在阐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时说，“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文艺）统一……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的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事实上，在高压体制下，文艺永远是无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以许多苏俄时期的作家如赫尔岑，索尔仁尼琴，高尔基都宁愿选择了流亡，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让民众的个体尊严意识愈加淡漠，而只有流亡话语作为个体言说的存在才得以延续。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现状是只得选择精神流亡，流亡者在话语霸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夹击而灵肉分离，最后落得形销骨立，作家余杰也只是个案。
所以无论是以上几种，都不可能真正地在原则上产生“话语”，我所能看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正处于一种病态的呼吸，细若游丝，了无意趣。那么知识分子又应当如何摆脱这种引发窒息的困境，同时实现自我的拯救？
邓晓芒教授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困惑》一文中曾论及知识分子的出路，他以为只要把个人的独立思考、精神上的探求和自我实现放在第一位就是坦途。这种说法固然有他的道理，但却忽略了最致命的两点先决条件，即经济的独立和政治的许可。知识分子如果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关于这一点，鲁迅的300元大洋被当局无故停发，想必就是最好佐证)，或者是在一个言论思想都不开放的环境下，妄谈学术的独立并为真理而真理，这不啻为作者的一厢情愿。他也许忘了，生存在六七十年代文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万马齐喑，其畸形麻木程度让人颤栗，谁又能漠视体制强权的存在？
如果要找出路，我想二十世纪的胡适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精神资源。胡适认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应自觉树立“在野”意识，不依附强权，同时又能以人类的立场客观公正地说话，从而为学术研究开拓一个相对开放的氛围，这点我认为是可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