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纬度出发，无论我们如何高唱赞歌，也丝毫不能改变人本身的孱弱处境。如果说炫目的当下是一张斑驳的画布，历史则是一卷陈旧的布匹，褶皱丛生肮脏不堪。而人本身的生存恰恰就在这种斑驳与褶皱之间展开，正如古老神话中无可逃遁的命运。海德格尔教导人们要学会聆听，并非说明人早已学会了观看，人是既瞎且聋的。人本身的残疾造就了人对历史与时代的共同盲视，更不可能倾听事实的言说，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变成哑巴，走向彻底的残疾。时代的斑驳绝非毫无由头，历史的哀哭成为时代尖锐的嘶鸣，似乎从来都是无法规避的铁律。而我在此所要做的，即通过一个狭小的历史切口，力图剖析思维的痼疾。涉及的主题，即所谓“人性”、“党性”与“个性”之争。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尽管形式变化不一。半个世纪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性、党性、个性》一书，为我们今天的分析提供了标本。历史的切片，不仅是对历史的诊断方式之一，更可透视时代。
基本的背景需要交代，该书的内容提要说：“‘人性’、‘个性’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所举的旗帜之一。本书系统地说明了人性、党性、个性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人性、党性和个性都是社会范畴和历史范畴，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和个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个性也带有一定阶级的烙印。本书在说明以上问题的同时，还对右派分子的种种谰言，如‘有了党性就没有人性’‘社会主义妨碍个性发展’‘共产党六亲不认’‘历次运动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等等，从理论和事实上作了有力的驳斥。”这里所能做的，无非是对其论证方法的粗浅剖析，而更为细致扎实的研究工作，至少就目前而言，我无能为力。严格的逻辑区分很难进行，只能粗略地从三方面入手。
一曰贴标签。此种论辩方式的基本前提在于，论证者自以为真理在手，因此无需辩论即可“直捣黄龙”。如陈伯达在《人性、党性、个性》一文中指出：“有两种偏见。一种偏见认为：只有个性，而没有阶级性和党性。这种偏见属于主观唯心论。又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阶级性和党性，而完全没有人性，这种偏见属于机械唯物论。”如是价值预设，则任你千军万马我自岿然不动。在后来的诸多“历史性”论辩中，此类论辩方法被伟大的革命群众广泛采用，荒谬的果子迅速成熟：最最革命、最最马克思主义的两队人马为维护伟大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而互抡大棒，长途跋涉征战不休，直至命丧黄泉血流成河。流毒所及延至今日，以丑化论辩对手为能事的雄文依然屡见不鲜——此种论辩方式早该结束。
二曰二元论。或曰人性，应与兽性相对才是——尽管此区分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然而在当时的许多文章中，人性被“具体化”为阶级性，进而被“集中化”为党性，在现实社会中更加具体化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外延不断缩小，概念被偷换，看似言之凿凿实则荒谬绝伦。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如是论述自然比比皆是：“资产阶级的人性是最卑鄙无耻的，无产阶级的人性是最高尚优美的。”（傅容《论人性》）或敌或友调子已定，论辩的价值或意义早已被消解，剩下的只有说服教育抡大棒。
三曰进化论。王元化先生评价“五四”，缺陷之一即“庸俗进化论”。在有关人性问题的论证中，更是得以突出的显明。因为掌握了历史规律，无产阶级自认优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更比资本主义高明，因此，如傅容在《论人道主义》中所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领导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是最伟大人道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对于右派分子的污蔑的回答。”在此认识基础上，一旦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对方自然沦为不耻于人类的境地，马上成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消灭的敌人，你还有什么论辩的资格？
上述三种方法，相互之中并非处于割裂状态，对于它们的综合性、创造性的发挥应用，为一个时代诡辩的逻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人性、党性、个性》，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