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青苔关下来，走到县委会门口，遇见张振，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张颖跑了，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早就要走。
和张振分手，我沿着十字街默默地走着，心里盘算着要办的事，可脑海里老是放映着和张颖在一起的那些镜头。
上班了。
我走进办公室，刚坐下，张颖就歪了进来。他，身穿一件破夹克，肩挎一个破皮包，一抬手，一砣破絮从腋窝里掉下来，落在地上。
张颖，你这么穷啊！柳彩霞一声尖叫。
邓岭林说，亏你还是北师大的高材生，太不修边幅了。
二位打字的姐儿甩辫而出。只有我，这个老哥儿伸出一只冻僵的手，弯下腰去，把那砣破絮捡起来，塞在他的腋窝里，轻声地说，找个人帮你缝一下。
廖家明同志告诉我，张颖原来分配在国家信访局。听一位领导的话，回来建设家乡！家乡好啊，可家乡的土地太贫瘠，家乡的观念太落后。分到县委办，没有房子，先是寄居在亲戚家里，后来在县委岗上找了两间脚屋。没有衣穿，冬天一件破棉袄，夏天老是那件Ｔ恤衫。1988年初冬一个周末，好几天没看见张颖，正念着，他从外面走进来，脸，阴沉沉的。低着头轻轻地对我说，霞头生了。他结婚没钱请客，用收礼的钱买了一张木床。作为科长，此时我感到应该去看望一下。我和王亚平走进那个低矮的小屋，看看墙上没有肉，揭开坛盖没有米，推开房门，看见樊春霞象一只大老鼠偎着小老鼠一样倦缩在床上，那薄薄的被单看得出产妇怕冷已在微微发抖。这个日子怎么过哇？我对王亚平说。感到非常为难。
在这种情况下，搞钱谋生成了张颖的第一件大事。可钱又不是那么好搞的，那时他只有47。5元钱一个月，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非常困难。为了搞钱，他没日没夜地写稿，什么新闻通讯，总结材料，只要有人找，统写三道。手写肿了，就叫老婆帮着抄。巨大的消耗与微薄的稿酬不成正比，他想做生意，可又没有本钱，只好牵线，做苗木贩子，用别人的牛儿触别人的牛儿。年关时，跑到但店进烟，回来后大说细说找熟单位的头儿塞几条。春节，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街上摆摊。有人劝他不要这样，他说，我要吃饭，顾不了那多。由于年轻，没有经验，一次和人合伙做桑苗生意，被骗，竟亏3000多元，他怕老婆找他吵，不敢进屋，跑来找我，借300块钱，过个年。
在县委会，一般人是很难出头角的。张颖算是不错的，由于他的勤奋和努力，慢慢地有点名气了。中国人想当官，大多是暗中活动，从来不说。他想当官，却直言不讳，或宣传部副部长，或团县委书记。人们大多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年纪又轻，适合于这两个岗位。可拿到领导那儿，一讨论，总是通不过。这个说，这个伢儿不稳当；那个说，他似乎老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感觉。因此，几次晋升的机会都黄了。
他还等什么呢？
县委不用自己用，天生我才必有用。
不要手续，不要公职，不要过去曾经付出的代价，跑了！张振这么对我说。
那些年，正处于人生的多事之秋，我无暇顾及张颖出走后的情形。但张振的话却留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一种悬念。
去年秋天，在县委会门口，我又碰到张振，咧着嘴老远又跟我打招呼，听说张颖发了，你知道么？
你怕是新闻报道搞惯了。一个书生，一支秃笔，不饿死已是万幸。哼，发了，我才不信呢。我这样地讥讽着。
但不久便有更多的传言，许多出差到武汉回来的人说，张颖真的发了，买了车子，买了房子，自己开办了公司。
怀着对张颖如兄如弟的那一份感情，我决定到武汉去看个真实。
一次开会，我找到了东亭。几年不见，他已经换了个模样。西装，笔挺笔挺的；皮鞋，锃亮锃亮的；小脸，胖乎乎的，那块大疤子也不见了，大头，圆纠纠的，好像刚刚梳拢过的一般。念及我在罗田时曾经帮助过他，夫妇俩热情地接待了我，小女儿晶晶倒在我的怀中，亲切地喊，陈伯伯，陈伯伯。目睹那宽大的客厅，清一色的橡木家俱，刚刚购置的各种电器，特别是樊春霞脸上挂着的那份富态安祥的笑容。我对张振生出了一丝歉意。觉得他对我说的不是谎话。想想张颖在罗田的情景，我内心在说，张颖，该跑！
晚上，我要张颖跟我睡。
在被窝里，和他唠叨到半夜。张颖说，罗田使我磨出了一支笔，这就是我闯天下的本钱。我问张颖离开罗田时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有失落感。但机关改革势在必行，不走，我很耽心将来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那个涓生。我对张颖说，我也想走，由于家的拖累几次未能成行，现在已成为永久的遗憾。张颖说，人，一旦作出这样的选择，还是要点勇气的！初来的时候，我心里没有底。好像一片树叶在大海里漂流。通过朋友的介绍依托报社做了个自由撰稿人，慢慢地摸了点路子。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我的劳务收费很高。《重塑江汉》、《把大武汉建成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同舟共济托起明天的太阳》等策划，被宣传单位都付给了我的很优厚的报酬。有了这几笔钱垫底，我注册了湖北金元编印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文化传播与经营，如广告、策划、编辑、印刷等。这几年，先后组织出版了《邓小平理论教程》、《最新高科技读本》、《环境资料保护知识读本》、《金融知识读本》、《跨越新世纪》等20多种图书。还帮助别人出版了图书近30种，收益颇丰。
厅里的钟声响了，告诉我，夜已经很深。张颖听见我发出了哈欠，便打住了要说的话，他说，现在轮到知识赚钱的时候，我打算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力求使自己有一个大的发展。
第二天，我离开武汉。张颖开车把我送到付家坡，分别时，我们背道而驰。
车在颠簸，高速公路闪烁着万道霞光。在我的眼前浮现出张颖童年的形象。
胜利镇固基河那个小山村的一个赤脚娃。父亲死的时候，他还在河沟里捉泥鳅，隔壁二伯把他的头按着跪在灵柩前，他看见一只蟋蟀从墙缝里钻出来，撵过去，又跑了。送罢父亲上山，哥说，三毛，这农村的日子过不得。我送你去读书要得不？要得！第二天，送他上学。哥挑担在前，他尾随于后，一边走，一边啃着生萝卜。风雪黄丝寨，酷暑县一中，冻够了，也饿够了。1983年，他终于考取了。通知书上说，录取了北师大，手捏通知书，他一个人跑到罗田大桥底下，放声大哭了一场，13年啦，好苦哇！
好不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