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诲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36年前巴金被揪出来的时候，说实在，自己对世事并无多少经验，铺天盖地是斗别人，也斗自己，不斗也不行，人斗我也斗，何至于你我他，何至于巴金一个人挨斗呢？记得陈毅高兴地把高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笑着说：“这是给我戴的吗！”但让人吃惊的是，有人说巴金不肯低下昂贵的头（记11月24日的《时代快报》养和撰写的一篇《凛然不屈的高昂的头》文章）：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张海报上写着，上海市造反派定于当晚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届时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据说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然而他一上台态度就如此傲慢，这委实使造反派义愤填膺，于是他们下决心要把他的反动气焰打下去。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

红卫兵揿也好，按也罢，用膝盖顶着巴金的腰，迫使他屈膝跪下来，巴金头还是昂将起来。听了不离谱，也有些走了样。不是对巴金的人格提出疑问，而是对大拍其马屁的捧友滑稽可笑，这些身临其境的先生捧道：

“批斗会再度僵住了，造反派不得不草草收场。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忘不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背过身去问问自己：“造反派是怎样草草的收场的呢”？写造反派狼狈的笔调，读来如喝到冷风，牙齿有些酸。凭我粗略的回忆，巴金的恨虽然入骨，但只能恨在心里，他不可能硬得不写一张检讨；不可能硬得没有向专政机关作过坦白交待；更不可能负隅顽抗到底，否则不是自杀就是他杀。如果像捧友所说的那样，不要说一个巴金，让一千个巴金死上千次不是吹灰一般的容易么？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上到十大元帅，下至八亿愚民（现在看来大家并不像毛泽东说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有谁敢当面指说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所以杜撰专家们，不要把实事求是的历史像小姑娘一样的打扮起来，就算有过这样一次的情况，不要误导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后生们去上当！毕竟还近，不到“戏说乾隆”的时代。“捧友，哪你当初为什么不站出来袒护一下巴金呢？”我知道是吃不消回答的。到他昏昏沉沉的时候，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凛然不可侵犯，等等用镶金嵌银之词作为恭贺他百岁的寿礼，肉麻的讨好的背后，有“隔壁小二不曾偷”的有趣。说到底，是经不起大略推敲的，这样的现象虽然已见怪不怪，但对历史负责的角度而言，值得让世人警惕。翻阅1968年6月20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的《工人造反报》的旧闻，我把相关的标题和摘要抄袭下来，温故而知新，到底是不是在喝酒讲酒话。

第四版（刊登上海口琴一厂，钱德兴、张官诚、张进发的文章）：

《杜大心是无政府主义的活标本》：巴金，是靠鼓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起家的。在他几十年反革命的“创作”生涯中，无政府主义这根黑线贯穿了他那又臭又长的十四卷黑文集中。《灭亡》这篇小说就是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
……

东海眼镜店徐伟敏的文章：

《“觉慧”走的是什么路？》：三十年代文艺的黑标本，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家》，几十年来，毒害了多少青年，散布了多少毒菌。现在，该是总清算的时候了。
……

《读者来信》（新华书店的一个女青年的来信）：

把利用毒草小说毒害青年的坏人揪出来！编辑同志：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们控诉一个阶级敌人利用毒草书刊对我的腐蚀、毒害的经过。

专门写这些文章的人说他坏也不坏，大家都在紧跟伟大领袖、导师、舵手，无非也是为一口饭吃，宛如现在医院门口的“医托”，诓骗求医心切的人至深巷内，拿出灵丹妙药换你的钞票，或者你们卖给那些黑诊所，直接一点说，是贩卖真理批发的政治掮客，同是也起到推波助浪的作用。“一个都逃不了！”
巴金对文革吃心仇骨的恨，有许多人不是很恨了，或过去了，没有时间再去恨，有的当初虽恨，现在与人比较自己的生活地位还不如从前，怎不恨，后悔为当初为什么不把你除恶务尽呢！这种心态都与现在利益的关系转移而改变的，时间的介质冲淡了国殇和你我心中的伤痛。有谁支持巴金“建一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的主张？政府当局对他的主张并不响应，声声口口说吃尽了苦头的人，也三缄其口了，认为文化大革命还不够彻底的轰轰烈烈的人更不主张。凭这一点，社会对巴金无关紧要，对死这么多的生命无足轻重；证明其中也有该死的国贼，并不希望为了“拨乱”反成矫枉“过正”，局面不可收拾。最好的办法是“政治双轨制”顺其自然，一只脚踏在社会主义阵营；一只脚踏在资本主义的船上，这就是祖传的“中庸之道”可明哲保身的高明之处。